就在这时，天尺突然走了出来，他沉声道：“叶少，我想留下来。”

　　三日就要过完的最后一个下午，私家侦探的业务经理阿义来电话了，告诉罗虹，她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，请带现金到他约定的地点来。罗虹问他，怎么不到你们的公司去？那阿义约的地点是个小茶馆。阿义说，你别管到啥地点，你要的不是结果吗，又不是非要到什么地点取结果。其实，这种所谓的公司就没有办公地点，也可以说，他们一直是在流动“办公”的。没有办法，罗虹只好照对方定的地点赴约。在小茶馆与罗虹见面的不是电话里的中年男人，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这人一副尖嘴猴腮的穷酸相，他是见罗虹先到了相约的指定地点，才匆匆过来的。他把罗虹要的四户人家的资料带来了，情况是这样的，其中一户是个台湾商人，他已两个月没在这里居住了，屋门一直锁着；另一家是钟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成大金，成大金一家四口，老婆与他都已年逾花甲了，两个孩子在国外定居，平时就不回国；还有一家是个靠养猪发财的农民企业家，大约有四十郎当岁，与他同居的是个二十五岁的姑娘，他们还用着一个十八岁的小保姆；最后一家，就是在小区东北角的那幢小楼里住的，是个独身女人，大概有三十多岁，专业作画的，工作单位应该是美术家协会吧（实际是群众艺术馆）。情况讲过之后，罗虹基本满意，可以断定，最后的这一户，这个单身女人，具有与自己丈夫“作案”的条件。她取过了四户人家的有关文字资料与房屋照片，就将准备好的六千元钞票给了那年轻男人。然后对那人讲出下一步的任务，请私人侦探把这女人的活动情况弄清楚，特别是与自己丈夫勾勾搭搭的情节查出来，要把时间、地点加上照片都弄到手。那男人说，这种业务费用就高了，罗虹说，你开个价。那男人说，两万元。罗虹说，怎么这样高。那男人说，这种事风险大，弄不好，连命搭里的都有，所以就得干一起是一起的，不能像干一般性的隐私调查。罗虹说，两万就两万，不过，也要快。那男人说，这种事的调查，跟上回调查不一样，这种事只有等到男人和女人弄到一块儿时，才有戏，要是俩人十天半月都没相约，能出个结果，所以，这回调查你不能急，得耐着性子等。要是光调查那女人的日常活动情况，好办，也快，不过，那对你意义不是很大。罗虹听这男人说的也算在理，两人当场就敲定了，对方尽快调查，待结果出来，还是一手交“货”，一手交钱。